2015年10月30日 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于10月29日落下帷幕，“十三五”规划是本次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这也是本届政府就任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时也是党实现百年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这将是最为重要的五年规划之一，也是跋涉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关键一程。十三五规划为未来中国描绘了怎样的蓝图？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都有哪些亮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汪同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王远鸿，三位专家共同为您解读。
问：听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印象？
汪同三：看了关于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新闻报道，觉得非常振奋人心，初步学习的理解我有这样一些体会。
第一，五中全会的公报给我们讲清楚了“十二五”规划执行的意义，和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十二五”期间在十八大之后，我们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党中央的领导下，在经济建设上，在认识上所取得的重要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第二，这个公报向我们描述了“十三五”期间我们基本环境的特点，就是我们仍然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来推动“十三五”各项工作的发展。
第三，公报讲述了“十三五”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像刚才问提到的，我们到“十三五”结束，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公报中对于“十三五”具体的目标也提出来了，比如说要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番等等这些具体的内容。
第四，公报给我们讲清了“十三五”时期我们制定和执行“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的指导思想。
第五，在公报中讲到了我们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六项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六个坚持，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定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
最后，讲到了“十三五”规划我们要遵循的六个理念，这六个理念也是我们十八届五中全会来对“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议的一个大的框架。
这六个理念概括成五个重要的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于我们在“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中给我们建立的理解和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框架。
第一个发展是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是整个国家发展全局的一个核心位置，而且创新发展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的创新等等这些方面。
关于协调发展，五中全会的公报明确的讲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我们党历来都是高度重视在各个时期一些重大关系的研究，比如说毛泽东主席在50年代提出来的“十大关系”，就是讲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我们要重点处理的一些关系。十六大以来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也是要处理好一系列的关系，比如说经济发展和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等等。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里，中央明确的提出来协调发展是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中的那些重大关系，而且在公报中还具体的提到了城乡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等等。特别是在协调发展中提到一个注重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整体发展，这都是在五中全会公报中一些很重要的提法。
绿色发展，在五中全会公报里讲绿色发展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以前也讲到过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但是在五中全会的公报中已经把它再一次提高到更高、更重要的水平。
开放发展，我理解开放发展有这样几个重点：一是我们中国的经济要更深度融入的世界经济中去；二是我们要坚持互利共盈这样一个战略；三是也是提的比较明确的，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也是对我们开放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最后一个发展是共享发展。共享发展，我想在公报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讲的比较细致、比较多，它的核心我想就是两个字“人民”，所谓共享发展就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生活更好，为了人民能够充分的分享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的各项利益。
最后，五中全会的公报还提出了我们要科学的分析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要在今后一个时期之内，把学习、贯彻领会五中全会公报精神作为工作的重点，这都是非常必要的。我就这些体会。
汪玉凯：我总体感觉五中全会在时代的高度，应该说紧紧围绕中国要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举措，我的具体感觉：第一，它提出了刚性的目标；第二提出五大发展战略举措；第三在这个举措下面可以看到很多亮点纷呈。
所谓刚性目标，我们知道2020年既是“十三五”规划，同时也是建党100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大目标，按照我的理解，这两个一百年是相关的，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程度，这也影响到2050年，就是第二个一百周年的我们的基础，这个基础越充分我们2050年建成中等发展国家它的基础打得越牢，所以从这个来讲，这个目标就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大战略。所以到“十三五”规划最后要实现就是全面建成小康，这是第一个刚性目标。
第二，刚才汪教授谈的，我认为他提出来五大发展举措，为了保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给中等发达国家奠定良好的基础，实际是采取了五大发展战略举措，这五大发展举措既针对过去积累的经验，更针对过去的问题，不管是创新发展也好还是协调发展、共享发展，或者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这五种发展我认为要看是内在的逻辑。它既针对我们过去发展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而且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很多非常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创新发展，比如我们现在靠要素推动的有哪些，不管靠投资拉动也好靠政府拉动也好受到很多限制，所以要启动创新发展战略，要通过创新去做，所以把创新发展放在第一个，是我们未来整个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的驱动力，所以很具体。所以不管创新发展也好，还是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是针对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非常有针对性的给出我们非常具体的举措和路径。
在刚性目标和五大发展举措下面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或者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表述，我觉得亮点纷呈，比如它是围绕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本身提出的，比如产业上到中高水平，这是第一个亮点，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他提出到“十三五”要达到中高水平提出制造强国。中国过去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并不是强国，这次“十三五”规划特别强调要变成制造大国。再比如围绕民生问题也有很多亮点，比如要提出健康中国，保证老百姓身心健康。再比如说要全面落实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这样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的一孩政策。再比如和民生有关系的强调民生保护，包括我前面讲的绿色发展，环境保护上为了增强对环境的监管，这次五中全会决定省以下的环保系统实行垂直管理。再比如说提出构建互联网强国，要互联网＋，制定行动计划。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看到的，在这次公报里展示出来的很多的亮点。这是我的整体感觉。
王远鸿：我感觉最深的一点是这次“十三五”应该说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和达到的目标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比如刚才两位老师提出双中高，一个是中高速增长，第二中高端的产业结构。一个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长期的发展，让更多的成果惠及老百姓。另外一个是中国很多方面的结构，目前中国经济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需要调整，所以应该说“十三五”既是一个预期的目标也是攻坚的难题，如果实现这个，把产业结构真正向中高端迈进之后，应该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新的增长动力可能就会培养起来了。
另外，这里对农村人口的脱贫，现行标准下人口的脱贫，实际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中最难实现的那部分给予了更多的笔墨，更多的关注，真正使中国大多数不能更好的享有现代生活的这部分人群更多的关注，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才是有水准、有质量的小康社会。惠及更多人。
另外，就是五大发展理念，不仅为未来的“十三五”，可能更能为中国治国发展的理念，在借鉴以前经验基础上又做了理论上的升华和提炼，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各个方面的协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前面两位老师都点了。
问：五中全会提出在今后五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我们应如何看待和理解？
汪同三：这个目标刚才汪玉凯教授讲的很好，是一个刚性的要求。我们在十八大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都要比2010年翻番，这是一个关于数量的目标，同时，在五中全会中又对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做了一些质量上的要求，比如说我们的产业要迈向中高端，这就是一个质量，我们不仅是要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强国，而且对于民生又有更多的强调和要求，比如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要普遍提高，特别是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要全部摘帽，要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等等。
所以，这次五中全会对我们“十三五”规划的目标要求提出了更明确、更全面的标准，也使我们在执行“十三五”规划的期间能够有更明确的方向，也取得更好的结果。
王远鸿：后面随着进一步政策的细化，可能对经济增长具体的年度速度会有一定的要求，可能未来至少在“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要达到6.5以上，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底线基本划定了。更多的为了实现像农村脱贫，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可能就会向农村、向贫困地区更多倾斜。同时我们结构进行调整，消费结构要调整，未来的城镇化户籍人口要明显提升，这实际上就给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的话，分析“十二五”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也面临约束和不足，继续发扬以前好的，把那些弱的领域和区域进一步的发展起来，可能这是我们“十三五”继续要做的，包括环保、生态环境，尤其社会的稳定，包括国民素质，怎么让更多人分享，文化、教育这个方面，包括刚才两位老师提到普及高中教育，然后推升中等职业教育，等等，如何为未来“十三五”经济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实际上都有一些很明确的要求，这样对我们宏观经济政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汪玉凯：我可以补充一点，“十三五”不仅仅是一个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刚才两位都做了分析。我认为从转方式调结构来讲，我认为“十三五”可能面临三个转折，就是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三个转折的拐点：第一由过去的数量型向未来的质量型的拐点来转换。过去我们发展可能更多注重数量、规模，但是未来我觉得特别强调经济增长质量。第二个拐点，比如说引进型朝对外扩张型的转变，你看现在我们吸引的外资和中国资金走出去，两个快相等的，我们过去更多是引进消化吸收，现在我们强大了以后慢慢走出去向外扩张。第三学习模仿型到自主创新型这样的拐点转变，我认为我们“十三五”整个五年，除了刚性的小康社会的目标本身来讲，在实现这个大目标过程中，要实现我们整个经济的转型，就是三个拐点，这是很关键的。再一个我关注的，这次公报特别强调，要把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要融合起来发展，我觉得这从另外的角度上也给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目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框架，不能就经济讨论经济，要把经济放在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协调发展整体来考量。
王远鸿：不仅跟整体经济内部，它实际上跟整个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等等它叫全面统筹六个方面，当然领导核心，还有一点特别提出就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就是从制度上党的领导怎么保证这个目标能够得到实现，这也是这次公报比较强调的一点。
问：几位老师提到最多的是五大发展理念，主要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板块，五大板块中三位老师最关注哪些点？
汪玉凯：我最关注还是创新，这次你看排序，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不是随机的，为什么把创新放在第一位呢？当下的中国如果不创新，我们产业升级，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或者我们产业到中高端水平都是不可能的，创新我认为最大的是调动人的内在潜力，你看现在主要提出叫互联网＋、大众就业、万众创业，个人设计、个人制造，鼓励创新。过去这些年我们虽然也强调，但是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我们社会治理不是整个调动社会的积极性，而是想把人控制起来，这个思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在是通过社会治理创新，调动内在潜力，总理两句话说，看我们能不能现代化，就是看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是不是涌动出来了，社会活力是不是释放出来了。如果这两个东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不能涌动出来，社会活力不能释放出来的话，那我想我们现代化可能就不成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创新首先是思维创新、理念创新，上面讲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我认为创新可能是未来推动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增长。在这个新常态下我们靠什么驱动？我认为创新驱动最重要，如果能够把整个社会的活力调动起来，我想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是很强大的。比如马云的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就把中国消费互联网推向世界高端去了，我认为他就是创新，就靠商业模式创新、机制创新，把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应该说有3亿多网购的人，去年交易额超过3万亿，如果没有这样让社会活力释放出来，我想中国经济光靠传统要素驱动走不远的。
汪同三：我想最重要的也是创新，因为这个文件上写了：创新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所以刚才汪玉凯教授强调的非常到位。那么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给予的影响是提高效率和质量，创新并不直接就去推动总量，最直接推动的是效益的提高、质量的提高，特别是随着我们国家进入新常态，我们讲经济的发展、生产的发展是要靠要素的投入，我们现在劳动力的投入进入刘易斯拐点以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宽松了，在资本的投入方面我们现在要要调整经济结构，更多的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对于资本投入对于生产的拉动不会像以前那么明显了，怎么样才能维持我们国家中高速的增长呢？那就是要靠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的关键是要创新，发达国家之所以是发达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的效率高，他们创新的水平高，中国要想实现百年梦，要想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创新的支持，没有创新的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我想在五中全会里提出来要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我们还要注意到公报中提出来的，创新不仅仅是简单的科技的创新，他提到了至少有四个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所以其他那三个创新也是我们在“十三五”期间要高度重视的，这里面理论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尤其重要，改革我们是要有一个改革的理论，改革要对我们已有的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方面必须进行创新、进行改革，所以这两点非常重要。
王远鸿：前面两位老师说的我很赞同，核心确实是“创新”，但是我想强调另外一点是“开放”。开放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也是创新的一种，因为中国前三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应该得益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当然步入当下的状态，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达到了第二，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进一步闭关自守还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这是我们党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很庄重的选择。我们继续开放，而且我们很欣慰的看到，对进一步开放全方位的体系有了全方位的理念上的，丰富了对外开放的内涵，除了刚才汪老师前面讲的三个开放之外，还有双向的开放。中国在过去的开放中更多的强调对外开放，实际上怎么样对内开放，就是所谓的双向开放花了很多笔墨，一开始中国开放过程走过了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如果按照“十三五”的规划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对内对外开放的格局才能形成。另外随着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一方面我们获得应有的权益，同时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这也写到规划来了，这是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强国的形象，我想这可能对长远的中国经济地位的确立都有好处。
问：公报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几位老师如何看？
汪玉凯：我认为脱贫是小康社会刚性目标中比较大的难题。到2020年能不能建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问题不在于北京，更不在于上海，不在于城市，关键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少数农村地区。老百姓不说一句话吗？“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想说的非常准确。习近平最近说，这些年他最关注、最用心的、最着力的也是关于扶贫问题。实际上你看到1978年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当时就是和贫困作战，那时候中国如果按照联合国1美元的贫困标准化，我们有5亿贫困人口，现在我们按照中国低标准我们还有7000万呢，如果按照联合国那个贫困标准我们可能还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脱贫任务在五年内我认为是非常大，而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刚性的举措，没有硬指标的话，很难准确的兑现。比如这次提的很清楚，到2020年全部的贫困县都要摘帽，按照现行标准现在贫困人口基本脱贫，这两个量化指标能够打出旗帜我认为非常不简单，如果研究这两个目标实施，我们制定很多很多举措，包括扶贫资金如何使用，现在动不动使用过程中被截留了，或者挪作他用了，中间问题很多，到了贫困人口说中发放不标准，不准确，可能贫困人口拿不到，不贫困人口拿到了，所以问题很多。一方面加大投入，再一个如何把贫困资金管好用好，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要让每个老百姓都能感受到他脱贫了，这才是最终的评价，不是政府自己说这个好那个好，要贫困人口本身来评价。我认为把这两个目标公开，在规划里直接写进去，这就是巨大的决心，我相信后面会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兑现这两个目标。
汪同三：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我们在讲我们脱贫取得的成绩，是说过去两年我们每年都是一千万脱贫，但是刚才汪教授讲了，我们现在还有七千万要脱贫的，五年里头平均下来一年要一千二百万，这个任务额超过前两年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所以这是很硬的任务。而且我们脱贫也不应该仅仅的限于所谓的人均2300块钱，还有农村的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农村的居民也能够喝上干净的水，这就是很艰巨的任务。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各项工作很多很多，在五中全会公报里点到的不多的，有限的，但是在有限的工作里点到了脱贫，说明我们党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也是我们一个要实现的比较艰巨的任务。
王远鸿：应该说互联网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为数不多跟西方发达国家距离比较近的领域，或者说我们发展的比较好的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跟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升级，包括给老百姓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甚至给政府提供更好的传达民情民意的渠道，提高政府的效率，尤其跟现代的信息技术结合，以互联网为平台打造现代的信息经济，从这些角度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和全面的意义。所以发展互联网经济是我们当前国家一个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选择，当然还有其他的领域，这是构建一些信息的基础设施，通过扩大信息服务的内容，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创新一些新的业态，这就为中国未来扩大投资消费，提升老百姓的生活便利，提供政府的治理能力，都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我觉得这个互联网中国恰逢其时。
汪玉凯：我补充一句，提出两个目标，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中国要建成网络强国。就我的感觉来讲，中国现在网络大而不强，我们毫无疑问是网络大国，我们互联网的规模、网络的规模全球第一，宽带规模全球第二，我们手机用户12亿，我们一般笔记本电脑超过3亿部，从实物角度讲我们相当大了。我们博客、微博、微信这三者加起来超过10亿，我们网民接近7亿，这么大的人广泛参与你想产生的影响多么大！但是我们网络是一个大国但是不是网络强国，所以现在从国际社会来看对于网络的争夺，网络强不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现在网络基础设施叫有云网端、云计算、互联网，终端有各种各样的终端，不光手机、IPAD、电脑，叫云网端，已经变成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概念改变了，过去我们都是公路、铁路这些基础设施，现在把网络、云计算、大数据和端基本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的象征。所以这方面来讲我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现在的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里，我们现在这么大国家没有操作系统，苹果手机是苹果的操作系统，其他手机基本是安卓操作系统，台式基本是微软操作系统，中国这么大连操作系统都没有，所以如果在核心技术不能自主可控是不能变成强国，而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互联网＋，互联网＋的本质是互联网2.0＋创新2.0，我们过去叫互联网1.0，有四种广泛技术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这四种技术广泛应用。传统互联网1.0变成2.0，发展空间更大了，互联网＋和任何行业融合以后能创造出很多的新业态、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现在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互联网这个新的载体。再加上我们思维创新，我想有可能给我们社会提供前所未有的活力，释放巨大的能量，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无处不在的网络，无处不在的计算，无处不在的软件，无处不在的数据，无处不在的互联网＋，这样的时代，我认为提出互联网＋这样的行动计划，再加上建设网络强国这样的大目标，这对未来，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问：在公报具体举措中提出了环保系统省以下垂直管理，如何理解这样的举措？
汪同三：我们有几个垂直的例子，比如说银行的管理是垂直的，还有统计是垂直的。垂直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受到地方利益的干扰，更能够贯彻影响全局、影响大局的一些政策方针，所以以前我们关于环保的管理是地方化的，出现了很多问题是我们国家真正的环保政策在很多地方执行时大大打了折扣，使得我们不得不付出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多少年前我们就在讲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结果现在我们基本上还是这样。那以后要减弱这方面的影响，使我们以后后治理的成本大大的降低，那就是有效的治理先污染这一点，所以把污染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垂直管理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也是一个进步，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措施的执行，能减轻我们先污染的程度，能够降低我们后治理的成本。
汪玉凯：这次主要提出绿色发展，我认为这次把环保系统省以下垂直管理是保障未来绿色发展的重大举措。从管理体制上进行重大的改革，这个改革我想印象非常清楚，过去环保部门因为地方管理受到地方制约，没有刚性执法的手段，通过垂直管理以外至少官帽子不在地方政府手中，比如现在环保局长是上面人任命的，不是下面人任命的，在中国的体制下官帽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钱，一个是帽子，如果这两个东西摆脱了地方的束缚以后，就可能在执行过程中、履职过程中就有手段了，就有刚性的功能了。所以我认为把这个垂直管理以后，体制上为我们绿色发展提供重要的体制制度保障。当然我想改革以后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检验，首先把这个体制本身理顺了，这点我认为主要是权衡这个发展，特别是绿色发展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我想提出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王远鸿：两个老师谈得比较全了，我觉得主要是制度保证，当然要实现真正绿色发展中国的路还很长，我们希望以垂直管理为契机，以这个作为一种起点，中国将来的环境保护跟绿色发展真的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问：具体措施当中还有全面二孩比较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次明显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几位老师怎么样来看全面二孩的政策？
汪同三：以前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提出来一胎的独生子女的政策，当时的一种研究是有一定的规划期的，大概30年左右，也就是说80年代算起的30年，就是到本世纪前十年，这样一种计划生育的政策是有它的必要性和效果的。现在已经处于当时制定独生子女政策的规划期了。
汪玉凯：35年了。
汪同三：所以应该对这个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一个家庭可以生两个再过多少年也不够了，因为维持人口的发展，一家要有2.1个孩子才能够维持整个人口的平衡，所以可以生两孩的政策也是阶段性的，一定阶段之后还要再调整。
汪同三：因为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达到两个孩子，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组成家庭。所以，一定要大于2，在一定时期之后大于2才可以。
汪玉凯：我的感觉这个政策放开以后现在很多人生育也大大下降，你放开了以后他不一定想生，现在丁克家庭很多，不要小孩，大城市北京、上海要养第二个孩子很多人望而生畏，生育意愿大大下降。第二就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劳动力供给出问题了，现在劳动力成本大大上升，再就是生育小孩以后导致很多失独家庭，独生子女没有了以后老年人怎么办，社会谁来承诺给他养老，如果没有孩子保障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多种因素衡量以后，这个时候果断把这个政策推出来我认为也是及时的。
王远鸿：这个应该是有人口学的规律、经济学的规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红利就是人口红利，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年轻人为未来国家发展作贡献和未来的积蓄打下基础，这种比例的失调，包括国家的很多结构，社会的结构，比如咱们老龄化很快到来了之后，谁来养活这批将来的老年人，就变成很突出的问题。而且人口生育周期比较长，一代人要起来非常长的时间，十几年以上，所以这样早做决策，避免因人口失衡带来的一些社会的问题。包括现在男女比例的失调，跟过分的强调了人口计划可能是有关系。当然根据全社会的发展规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大家生育的愿望在下降的，所以说怎么通过正常适度的补偿，把自愿性的不要孩子和愿意要的做适当的对冲，这也必要。另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可能会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适龄劳动人口，使中国经济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不枯竭，这种动力对发展也是必要的。多方面考虑现在作出这个决策，尽管跟大家的期待有点晚，但是现在作出决策应该说顺应了民意。
汪同三：讲到二胎政策还提到老龄化的问题，即使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现在马上放开二胎也不可忽视老龄化的问题，还是要高度重视已经出现的老龄化问题。
问：目前我们现在也是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已经显示的越来越突出了，公报中详细的提出了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本养老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怎样理解这样的说法？
汪同三：我们“十三五”规划，特别是到2020年一个要求，是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井。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在经济比较快的发展之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是经济结构失调，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失去了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这是一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解决好社会的公平性的问题，就像刚才汪玉凯教授提到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所以，我们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井，除了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之外，通过创新来保持我们经济继续增长的强大动力之外，还要高度重视社会问题，特别是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有了社会保障体系，城乡什么医保都有了，最基本的各种保险也都有了，但是水平很低，质量不高，我们要想真正的在“十三五”期间做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工作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努力的实现建立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想建立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是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包括国家财力的支持，所有这些具体的措施，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等等，养老金全国统筹，这都是建设一个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的政策措施。
汪玉凯：我的感觉，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的问题不是说经济总量翻一番，在2020年基础上实现不了，也不是说人均收入实现不了，还有社会保障具体方面，软的方面，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医疗、社保，在这方面我们能不能达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目标，这才是最关键的。恰恰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在这儿，比如有钱人养老根本没有问题，主要是低收入的怎么办，农民怎么办。去年出了一个政策叫做企业职工、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制度并轨，我说一个例子，我们现在1亿退休人口，8000万企业职工退休金平均2000块钱，2000万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平均退休金4000块钱，这制度不合理很明显在这摆着了，过去呼吁多少年就是并不了轨，但是我们看到十五大以后中央下决心养老并轨。这次讲的很清楚，基础养老全国统筹，不管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国有的民营的都是一样的，养老上是公平公正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重大的举措，我们要提升养老就是刚才汪教授讲的需要钱，所以我们国有资本果断的拨付出来，包括大病，城乡大病统筹，不光是城市，更多是农村大病统筹。所以这些东西越具体，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式的，老百姓都能够感受到更为重要。
王远鸿：应该说咱们在以前一些年，中国更重视经济建设，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建设里面，跟老百姓民生，或者自己分享发展成果这方面投入总体不足的，尽管有些富人，因为可支配收入多自我满足高，但是对于大多数职工，或者工薪阶层，尤其像“老乡”，甚至贫困地区的老乡，他自我保障能力差，社会也没有给他提供必要的网，所以这是本届政府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宏观政策上提出构筑社会保障网，这个保障网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地区之间，各个职业之间，这个差距很大，地区之间差距比较大，所以如何打破行业地区之间的差距，均等化的养老是迫于眉睫的问题，这次咱们“十三五”终于下决心要构建基本的养老保险，实现统筹，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注意这只是在职工，但是没有大量的农民，他们的养老问题未来还有很大的难题，实际上难点还是在农村，我们看到了进步，但是中国真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裕，要从小康迈向富裕，跟发达国家，跟中国要走向全面富裕，就是2050年的时候，这个道路，我想咱们在社会领域做的工作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既感到很欣喜，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
问：总的来说，“十三五”规划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汪同三：“十三五”规划的最后执行，我们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那是对中国人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以前的小康社会叫做“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是几百年以前人们对于小康的设想的要求，现在不是了，如果我们按照“十三五”规划，能够最后实现真正的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我们进入小康社会了，那对全中国人民来讲福利太大了。
汪玉凯：我觉得字里行间很多和百姓有关系，而且要看到老百姓最关注这块，就是哪些东西和我自身切身利益相关，比如提出绿色发展，这是整个老百姓期待的，不能经济发展以后环境都污染了，水都不能喝了，天天雾霾，这是绝对不行。这次提出健康中国，这是大目标，老百姓生活有质量首先少生病，生病以后要有好的医疗保障，所以你看健康中国、绿色发展的大概念，给老百姓听了以后振奋。再加上具体的保障，比如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免费，再就是医疗，社会保障，围绕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具体的目标，这些东西都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每个人关注的。如果都是大而化之，笼统的，老百姓可能没有感觉，和老百姓关注的越具体老百姓越关注，而且到时候能不能兑现，所以从这个上讲，敢把这个目标具体化，也表明了中央在保障民生方面的坚强决心。
王远鸿：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咱们最刚性的，老百姓普惠的人均收入会翻番，就是收入倍增计划。第二点感觉，如果绿色发展，青山绿水不是梦，尤其像北京的雾霾，我们能直接的感触最深的就是雾霾不会这么严重。另外产业结构调整的比较好，就是轻型化以后，更多的烟囱，植被更茂密，这不仅是福及当代，还是未来的事情，当然如果创新达到的话，通过互联网＋、智能化的社会，包括智能机器人，可能更大程度上替代更多人，进入更多人的家庭，为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和方便。
汪玉凯：和百姓还有很大的关注就是共享发展，老百姓关注公平、正义，过去这些年我们财富不是全民共享，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我概括为三个，从劳和资来看，财富过多向资方手中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过多向垄断行业手中集中；从社会和政府来看，财富过多向政府手中集中。所以我们经济总量大了，但是没有普惠，没有更多的让普通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老百姓心中才愤恨，什么都让他们拿走了，好处都让他们拿走了，机会不均等，制度不公平，工作不公平，所以老百姓很难共享的，所以我认为这次提出共享发展，把很多和民生相关的发展的具体指标、具体措施都放到共享这个发展概念中，我认为这会极大的提升老百姓对未来的公平正义的期待。如果说我们没有习主席提出这三个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制度公平，我认为如果在三公平上，特别是在机会公平上如果能够真正往前一步，能把整个改革开放成果让普通老百姓共享，我想我们这个小康社会才是真正有质量的小康社会，也是普惠的小康社会，也是所有老百姓内心感到认可的小康社会，而不是少数人发财致富。